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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者无疆 2.7 墓地荒荒

发布时间:2019-06-11 09:01编辑:本站原创阅读(115)

    行者无疆 2.7 墓地荒荒

      1问了好多德国朋友,都不知道黑格尔的墓在哪里。 后来在旅馆接到一位长期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学人的电话,他是我的读者,知道我的兴趣所在,没说几句就问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尔墓地,我一听正中下怀。 这位中国学人叫于兴华,我没见过,于是约好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门口见面,他与太太开车来接我。

      费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,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,杂乱、拥挤、肮脏,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,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带领,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进来。   我跟着他们在密密层层的墓廊间行走,等着出现一个比较空阔的墓地,谁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    于兴华说这就是,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,然后再看墓碑,将黑格尔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两遍,没错,再细看生卒年份也对,那么,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的夫人。 斜眼一看,隔壁十九号,则是费希特和夫人。

    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,茨威格也在里边,找了三圈没找到。   这些大师在人类文化领域都顶天立地,没想到在这里却摩肩接踵,拥塞于如此狭窄的空间。 我不知道处处认真的德国人,为什么这件事做得这么潦草。

    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,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,德国人都做得很讲究。 相信这里不久就会有一次重大修缮。

      我们三人在墓地间转悠了那么久,只在长长的杂草间见到一个活人,是一个埋头读书的男青年。

    问他茨威格的墓,他立即礼貌地站起来摇头,然后向东边一指:“我光知道布莱希特在那里。

    ”  布莱希特的墓稍大,却地处边角。 忽然想起,那个读书的男青年身边的杂草间,还安置着一辆小小的婴儿车,里边有一个婴儿在熟睡。 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?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?这不便问,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,而是两个。

      墓园、荒草、婴儿、书籍,再夹杂几声鸟鸣;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,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,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。 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,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。 是他,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。   如果没有墓园里的这些长眠者,荒凉、寂寞的将是外面的世界。   其实,世间智者的归宿处,正是后人静坐、静读的好地方。 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,即便默默无语,也会使人们的生死观变得更加健康。

    可惜我们中国的殡葬文化缺少这种境界,常常使长眠者过于孤苦,或过于热闹。   2黑格尔的美学,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,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,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。

    这是因为,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、分分合合的德国,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。   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,很多人只知有教,不知有国。

    大约从十七世纪的“三十年战争”开始,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,打得教皇权威大损,打得人们重新要以“民族国家”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。

     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,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。

    “民族国家”的内涵,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。

    经过拿破仑战争,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,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,法国、英国、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,而他特别寄情的日尔曼民族居然还没有。 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,开始呼唤国家,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的理念。 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,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。

    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“绝对精神”的最好国家。  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,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。 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,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。 拿破仑入侵普鲁士,对他刺激极大,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。 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,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。 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:朋友,你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?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!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?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!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,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,他本该留下侍候,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,只得忍痛前往。 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,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,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。 人们说,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,而且因此去世。 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,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,总有一位妻子等着,等得非常殷切,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;一次次等待,直等到长眠在一处。  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,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,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。 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,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。

    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,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,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。 但总的说来,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,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。  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,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。 康德终身静居乡里,思维却无比开阔。

    他相信人类理性,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,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,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,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,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“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”。

    正是这种构想,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。

     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,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。   其实“民族国家”观念和“欧洲统一”观念,看似抵牾,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,两者互为基础,互为前提,相反相成,涡旋滚动。

    目前看来,原先东欧一些国家,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,而欧洲的其他部分,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。  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,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,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。

    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,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,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,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,一定是最终的方向。

      欧洲的文化良知,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,也持这种立场。

     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“反社会倾向”这个概念。

    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反人类”,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。 在他心目中,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,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。 事实早已证明,而且还将不断证明,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“民族”和“国家”的旗幡后面,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,把那些反人类、反社会、反生命、反秩序、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 在这件事上,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。

      可惜,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,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。

     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,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,向那里遥望。 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,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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